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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坐着十几个基金经理，个个都歪着脑袋仔细地听着这位最重要的基金经理的分析，虽然量子基金名义上由十几个基金经理共同执掌，但是德鲁肯米勒的地位几乎是只在一人之下，而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自从两年前从英镑、瑞典克朗等货币上获取巨额利润后，全世界手拿着支票等着量子基金接纳的投资人就络绎不绝地拜访这里，与此同时量子基金的规模也迅速地膨胀起来，现在已经是华尔街第一大对冲基金了。
尽管没有在93年攻击法国法郎的经典战役中出现，但是外界普遍认为量子基金也参与其中，毕竟它们的声名在外。但是在华尔街，大部分人都知道持续大半年的攻击法国法郎的战役是由罗伯逊的老虎基金所为，毕竟业绩和净值摆在那里，只要他们某个投资人露露口风，整个华尔街就都知道了。
说来也很可笑，华尔街消息的传递有一条途径是由那些街道边的擦鞋匠传递的，衣冠楚楚的华尔街精英们不管是做交易员还是做银行家的都非常注重外表，脚下的皮鞋容不得半点尘垢，因此在这里营生的擦鞋匠们就有一批相对固定的客户。在擦鞋的同时，这些供职在大金融机构的精英们往往会和这些人聊上几句，其中只言片语或者是小费的多少就能透露不少信息，以至于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伦敦金融城的交易员们就悄悄地向擦鞋匠们打听其他来这里的同行的消息。
既然没有在最终守护汇率失败的法郎上动手，那么量子基金这一年又都干了些什么？事实上他们的收益并不亚于在法郎上取得巨大成功的老虎基金，除了他们投资在欧洲债券市场的资金外，更多的投资目标对准了日元汇率。
日元兑换美元是自由浮动，因此不可能用对付英镑那样的策略，而且这个市场异常庞大，尽管日本市场这几年不景气，但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绝对不能小觑，随便一个大型商业银行出来都能将量子基金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此量子基金基本上在日元期货和期权上做文章，具体说是大部分是在期权上做文章。
但是期权这个东西也不保险，德鲁肯米勒很快发现，汇率对贸易谈判非常敏感，甚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美国这三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但是对日本的逆差还是增大，因此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关于双方贸易间进行了多次的谈判，这些谈判大多是制裁、提高关税等等，然后另外一方要不就是反制裁，要不就是开放另外一个市场等等，由于政治上的劣势，通常是日本一方最终妥协。
93年这一年，日元从最低的126日元兑换1美元升到最高时100日元兑换1美元，整整升值了超过20%，不过在即将跨过100的关口时，日元的汇率转向走低，到了94年又恢复到了112日元兑换1美元的位置。
不过现在由于日本经济的全面性低迷，使得日元走向开始进入弱势通道，国内经济的低迷加上出口的不给力，使得日元升值的可能变得低了起来，因此对冲基金们纷纷看空日元，押注日元贬值，93年四季度的走势正符合了这种贬值预期。
量子基金除了利用每次贸易谈判的契机谋利，也在日元贬值方面做了相应的建仓，除了在美元兑换日元方面，他们也在其他币种兑换日元的方面下了重注，自然赚了个盆满钵溢，以至于到了94年1月，量子基金在日元看空方面的头寸达到了惊人的250亿美元。
自然，这些都是合约上标的的金额，算上杠杆的话量子基金并不需要出太多的资金，否则即便是这一年来他们的资金规模迅速增长，也负担不了做错方向带来的后果。
“我有个意见，目前在日元上的赌注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们和日本人即将开展贸易谈判，是不是考虑缩减投资的规模？”
就在德鲁肯米勒侃侃而谈的时候，下面的基金经理们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诸位，”
德鲁肯米勒望了那位同事一眼，随后解释道，“对于欧洲大额债券的投资已经告一段落，我即将逐步地将它们出手。这些钱必须要找到一个很好的投资对象，如果不投资在日元上，那么诸位有什么好的投资目标吗？”
他话音刚落，就有个基金经理接口说道：“铜！我仔细地研究过了，现在由于经济的复苏，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普遍兴起基础设施建设，对金属的需求逐步增长，我认为进入铜市场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目前市场上的铜价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不过由于德国金属的套期保值失败，使得他们在铜上的空头头寸被大量平仓，推高了铜价。随着华夏、美国等国经济的复苏，对精炼铜的需求也势必增长，特别是日本市场，日元贬值可以推动铜的出口增长，但它同时又是铜的最大消费国之一，因此……”
随着他大段的叙说，在场的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这位基金经理在量子基金内部是负责大宗商品研究的，具体地说是他手下的分析员负责各个市场的大宗商品行情研究，而他将这些研究报告综合起来，然后拿到经理会议上讨论，最终拿定主意的还是德鲁肯米勒这个主要的负责人。
“另外，美国长期国债市场上也出现了投资机会，是不是考虑多投入些资金到国债市场上？”
等到那位负责大宗商品研究的基金经理讲完，另外一位身材魁梧，看上去红光满面的基金经理也跟着说道，“而且债券市场所需要的资金并不是很多，而且我们可以通过经纪商抬高杠杆，这样一来所占用的资金就不会太多。”
他所说的是债券期货，而量子基金在欧洲主要是英国债券市场投资的是债券本身，这些债券本身就是以数十万为计算单位的，甚至有的债券动辄就是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占用了量子基金大部分的资金。
在英国退出欧洲汇率体系后，量子基金的管理层们就敏锐地察觉到要在英国债券市场上下重仓，因为他们意识到英国从此不需要维持那么高的利率。之所以没有将重仓押在债券期货上，那是因为英国国债期货市场只有十年期国债这么一个品种，根本没有那么大的盘子。因此债券本身就是最好的选择，自然，这些面额动辄在十万英镑的债券买卖自然需要相应的资金，杠杆方面比期货低上很多。
英国的债券期货市场远没有美国方面的发达，要知道在CME，不止是美国的长短期国债，就连外国债券也有期货市场，这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异常发达所决定的。
“我需要一个完整的研究报告，请各位尽快做出来，下一次会议我们再讨论。”
德鲁肯米勒想了想，就定了下来，“根据你们的报告，我会相应地削减看空日元的头寸，好腾挪出资金来进行其他方面的投资。”
这一次会议就这么结束了，不得不说对冲基金的速度很快，在连续三个日夜的加班后，两份不同市场的研究报告连同操作策略就放到了德鲁肯米勒的桌前。在和索罗斯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后，德鲁肯米勒同意了这两份投资报告，同时将他在日元方面的头寸削减到了80亿美元，然后将资金拨到另外两个市场上。
不要以为从250亿美元削减到80亿美元很多，就以10倍的杠杆来计算，这些钱也不过是17亿美元，和量子基金目前高达上百亿的管理资金规模来说也只占了不到两成，也正是有了这两个投向不同市场的举动，使得量子基金在94年没有遭受巨额亏损。
回到债券市场，美联储加息的措施没有使得市场打消通货膨胀的预期，反而由于长期利率的接连上升而使得这种预期更加严重了。格林斯潘怎么也没想明白，怎么市场会不按照他的逻辑去运作了呢？
按理说虽然进行了加息，但是长期国债收益率方向波动变化应该不大，毕竟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是两个概念，尽管双方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由市场资金供需双方决定。但是格林斯潘忽略了，他的这次加息导致了长期利率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资本来说就意味着风险，而这种风险通过杠杆放大几十倍，足以毁掉杠杆型对冲基金脆弱的资本基础，迫使他们出手所持有的债券期货或债券以减少风险，而这些准银行机构大量抛售债券，使得债券价格下降，反过来使得长期利率上升，正好和格林斯潘的预期背道而驰。
第72章日本可以说不
暂且按下国债市场的不寻常波动不提，就说日元期货市场，尽管在交易月份上较少，但是钟石还是投入了五千万美元到CME交易所下面的IMM（国际货币市场）买入了3月份美元日元汇率期货，成交的汇率是110。85日元兑换1美元，手数总共是5000手。
IMM的日元期货杠杆是三十倍，再加上经纪商为了保持风险，最终到钟石手中的合约每手的价格为4000美元，5000手的合约正好是2000万美元，而整个标的金额达到了600亿日元，要不是时间过于紧迫再加上IMM对持仓具有严格的限制，否则钟石肯定会疯狂地做多。
账户里剩余的十亿美元则通过汇丰、渣打和摩根银行等几家银行的联合评估，又再次借出了十亿美元，钟石随后把这20亿美元以市价在市场上买入同等价值的日元，成交的汇率价格以当天的汇率110。01为准，合计2200。2亿日元。等交易完成之后，又将这笔日元资本存入兑换对手东京银行的账户做短期存款，利率为1。5%，总共时间为18天。
这笔交易的达成异常神速，因为由于钟石在汇丰、渣打的信用度非常高，间接地影响了摩根银行和东京银行在信用度上的审核，而且钟石也没打算将这笔日元资本提计出来，全部存放在天际线金融有限公司开在东京银行的户头上。
这个时候美国短期利率为3。00%，（还没有到联储主席加息的2月4日）日元的利率为1。5%，双方的利差达到150个基点，但是钟石知道如果历史没有发生错乱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就发生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正是将美日的关系和整个世界的债券市场推向一个危险的境地。
十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一天到了2月9日，距离美联储加息已经过了6天，市场对加息的反应已经完全过去，但是债券市场的波动还是和格林斯潘的预期不一样。
通过这段时间的操作，路易斯和他的团队已经成功地在国债期货市场上建立了一个4万手的看空头寸，共耗去了超过2亿美元的资金，不过基于这个市场的日均持仓超过30万手，日均成交量在25万手左右，因此这个头寸并不太显眼。
在请示了钟石之后，路易斯等人留下了3亿美元作为后备之用，而其他的资金则给钟石拨到了另外的市场，至于是什么市场，他们就不知道了。
2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美，和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友好”
的会晤，双方对已经持续了长达8个月的贸易纠纷再次举行谈判。
尽管在几乎是十年前美国拉着其他几个国家半逼半劝地让日本、西德等国家签署了促使他们货币升值的《广场协议》，但是美国贸易逆差的局面并没有改观，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尽管这几年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但是贸易顺差的额度一直在增长，到了94年，日本全年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200亿美元，其中有一半即600亿美元是来自和美国的贸易，这其中60%是出口的汽车所导致的。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美国的两届政府一直对日本进行施压，克林顿的前任布什总统甚至在天皇的丧期就带着美国汽车工业的一大批人到日本，强迫他们购买美国的整车和零部件。
到了克林顿时代，他更是刚一上任就开始和日本方面展开贸易特别是汽车工业方面的谈判，也有了一部分的成绩，93年7月，美日达成一项减少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有利于美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框架协议”
，而这仅仅是一项“意向性协议”
。双方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如在日本方面类似于“减少账面剩余，增加外国市场进入，大幅度增加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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