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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一批人，经历大都很复杂曲折，在那种剧烈动荡的时代，人的身份和处境几乎是每天都不一样，按照正常的社会规律，两个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的年轻人，在三十年后混得可能有好有坏，这都是有原因的，比如一个勤奋上进，或者运气好一点儿，最后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另外一个则泯然众人，这种差距你稍微一想就能够接受。
但那个年代的人不同，在无法控制的时势下，个人的命运会被浪潮打到哪个角落去，完全是听天由命。
周源觉得严毅说的这些很有道理。他看得出来，严毅虽然年纪不小了，但身上那种沉稳和雍容的气质，一定是在某个领域里长期保持着自信，才能慢慢养成的。但他从那个年代过来，又这样说，看来他能有现在这种财力，除了个人能力之外，运气很好应该也是一个因素。
总之，从这个开头，周源根本猜测不出他年轻的时候到底遭遇了什么，所以开始好奇起来。
严毅的父亲是军人，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复员，进了工厂做工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因为意外去世了，被授予了烈士称号。这本来是件不幸的事，但当几年后开始那场运动时，却让严毅避免了很多可能出现的麻烦。
讲到这里，严毅叹了一口气，眼神有些恍惚起来，声音很轻地说了一句话，不知道是对周源他们说，还是自言自语：“这都是命。”
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开始时，严毅是出身良好的红卫兵，心里革命激情高涨，一九六六年更是扒着火车大串联去了北京。回来后他响应了号召，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因为当时年纪很小，所以没有出省，不过毕竟从小是在城市里长大，下乡的地方非常偏僻，村子里的生活非常苦，正是长身体的年纪，口粮却都成问题，日子非常不好过。严毅的母亲很心疼他，一年多后终于想办法把他给弄回来了。虽然这些事严毅只是寥寥几句带过，没有细说，还是能从平淡的语言里大致体会这段经历给年轻的他心灵上带来的一定冲击，那是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带来的。
回到城里没有多久，他的运气不错，遇到了招工。那时候并不像现在自主择业投简历面试就行，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没人敢自己做生意，那是“资本主义尾巴”
，抓到直接打倒。因此能够有一份稳定的领工资的工作，就会被人羡慕地称为是“吃公家饭的”
。而且当时强调“工农是领导阶级”
，所以一个普通的工人身份都是很值得炫耀的。
除了工人之外，其次就是一些集体企业，如果是那种可以掌握一些实际权力的岗位，比如厨师、售货员等，也算是不错的。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们很多，大部分只有闲在家里无所事事，能遇到招工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之所以说是运气不错，是这次招的是工人，而且人数比较多，不管是不是最后能招上，这个消息还是让严毅很兴奋，至少是个出路。他的父亲去世得早，固然不会在历次运动中挨整，另一方面当年的人脉也逐渐凋零，所以对于能招上是不敢抱太多希望的。
招工的报名流程很复杂，首先就是政审。在那个政治敏感度空前紧张的岁月，不管是干什么，首先在意的就是身份，这没什么好说的。但让他觉得有些奇怪的是，这次的审查非常严格，几乎达到了参军的标准，不过身世清白恰好是严毅唯一的优势，所以当录取通知结果下来的时候，他和母亲在家里可以说是相拥而泣。
不到十八岁的严毅收拾好简单的行装，按照通知规定的日子，赶早到车站集合，发现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有好几十个，大家的眉宇间洋溢着一种朝气，毕竟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是他们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前途了。在人群中他还发现了熟人，可聊起来才发现，他们和自己一样，除了压抑不住的兴奋之外，还有迷茫。
因为他们只知道工厂的名称叫作华光机械厂，但具体做什么、地址在那里，全都一无所知。
如果在今天发生这样的事，当事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这是个骗局。但在那年月，严毅他们根本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种事也不会发生。当他们充满激情地幻想着不久后就能走上工作岗位，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力量的时候，一辆卡车开过来，下来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人，正是他们当时的面试官，后来才知道他是厂里的军代表。这说明工厂是军工厂，所以军方会在工厂内派人作为全权代表，负责监控、协调等工作，权力很大。只是当时严毅他们并不知情。
军代表一改面试时的和气，看起来非常严肃，集合后没做什么解释，直接下了一个命令：把包裹放到卡车里，然后集体跑步前进。严毅他们也没法问为什么，就这样跟着军代表的小车跑步前进。因为队伍里有些女生，所以跑了没多久就吃不消，到后来干脆就是一路走着。想到之后必然也会是这种军事化的管理，在这个时候，严毅心中已经有些淡淡的后悔了。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走就是整整十一天。天不亮就起床，直到天黑才安排住宿，越走越偏僻。那个地方地处四川的大巴山，连绵数百里，他们经过最后一个小县城后，发现继续前进的方向是深山。这地区明显原来荒无人烟，但现在有了一条很简陋的道路。在走过那个县城之后的第三天晚上，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那里有几座非常大的厂房模样的建筑，墙上写着“我为祖国献青春”
等口号，厂房的周围有很多帐篷，看来他们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到了这里。
看着眼前的工地、周围的荒山、热血的口号，还有简陋的帐篷，十八岁的严毅心情很复杂。一切建筑都是从现在开始从无到有的建造，他们那一代的年轻人并不怕吃苦，可问题是要在这里待多久？是五年、十年，还是一辈子？这种潜意识的恐慌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不过与其他同伴一样，严毅并没有仔细深想下去，毕竟为国家奉献自己的一切这种理念，在他们的脑海里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同时，未来的事对于十多岁的少年来说，毕竟还太遥远。
严毅就这样在这个深山沟里待了下来。整个山里方圆三十多公里散布着超过十个不同的车间，在经过前期的各种保密规则培训后，他知道这就是神秘的三线建设，而他们这个工厂则是和生产军事装备有关。在从一九六八年秋天，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夏，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整个工厂的基建才算彻底建好。工程兵部分撤出后，各种机器设备不断地运进来，随之而来的还有很多新招的年轻工人，以及一些熟练的技术师傅来带他们。
这一年里，严毅没有回过家，只寄过两封信，信里根本没有提到这里的具体位置和真实情况，只是说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钳工，并随信寄了攒下的两百块钱和一百斤粮票。母亲收到信和钱，见严毅过得不错，于是也放下心来。
虽然山里很孤寂，不过在待遇上的确不错，而且每天的工作非常充实，再加上还有几个熟人，大家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儿，也不算太寂寞。如果就一直这样过下去，到了现在严毅应该和很多工厂里退休的老头一样，每天下棋钓鱼什么的。但这样的平静生活只持续了两年。
七十年代初的时候，运动已经到了最高潮，全国各地的冲突也发展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处在大山里的华光机械厂也终于不可避免地被波及了。
周源正听得津津有味，忽然老胡打断了严毅的讲述：“老爷子，我知道上了年纪的人都爱回顾往昔峥嵘岁月，但你这痛陈家史的兴致一开了头，我怎么觉得就刹不住车了呢？你倒是说点和周源这病有关的事啊。”
虽然老胡的话听起来有些失礼，但周源心里暗赞一声。对这种老故事他没什么抵抗力，一下就听得入神。现在想来说不定是这老头故意转移注意力，一边讲些有的没的，一边在想怎么糊弄呢。而且这种事老胡这种外表看起来莽撞的人做起来，才不显得突兀和尴尬。
严毅听了没什么反应，喝了一口茶，叹气道：“人老了，说话是有点啰唆。不过这件事非常匪夷所思，所以我才从头讲起，包括当时的大环境，你们才能明白前因后果。”
老胡是典型的外粗里细，立刻反应过来：“那个华光机械厂的地址，是不是就是在这个镇子附近？”
果然，严毅点了点头：“你猜得没错，这个镇子就是因为这个厂才慢慢有的。现在这里的年轻人估计早就不知道历史了，因为华光机械厂早就不存在了。”
周源重新集中注意力听了下去，他隐隐感觉到，严毅讲的故事快要到重点了。
第二十四章消失
三线建设是以战备为核心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建设，所以建设地点都选得很偏僻，一些工厂甚至直接修建在山洞里，这种战略思路主要是要保证能够抵挡外部的袭击。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最大的威胁是从内部开始的。
能进入这种工程建设的人都经过严格的政审，所以开始时大山里的气氛还算平静，虽然学习中央的精神是每天必须的重头戏，但毕竟三线军工厂建设这种项目，本身也都带着很强的政治性，所以依然是以工作为主。但当整个大环境都逐渐失控后，山里的政治氛围也变得紧张起来，大家说话都小心翼翼。
而当领袖连续发表了几个出名的讲话后，形势剧烈恶化，首先是基地的很多领导，甚至军代表都被打倒，这里的年轻工人都根正苗红，很快就适应新的局面，开始组成各种造反团体。派别之争先是文斗，发展到最后，开始出现武力冲突，正常的生产完全停顿，上千工人成立了十几个不同的组织，打出旗号开始相互攻击。
严毅的年纪不大，但人很聪明，之前上山下乡的那一年经历让他在心智上很快成熟起来。所以他很不愿意参与到现在的疯狂之中，提心吊胆只想要自保。
但这种情况下明哲保身是不可能的，狂乱的造反派要打倒的是除自己之外的一切。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也不行，山里的基地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当时又是属于保密程度很高的军用工厂，可以算得上是机密基地，趁乱逃跑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当成反革命。
于是严毅加入了一个叫“红工联”
的小派系，只有十几个人，属于造反派里比较温和的。选择这个弱小的派系，恰恰是因为人少，所以不会主动向其他组织挑衅。“红工联”
的头头叫李爱华，属于那种很要强的泼辣女性，而且能言善辩，在整个基地里的论战中从来不落下风，更重要的是她的父亲当时是这个省的一个大佬，所以这个派系尽管小，但不那么容易受到其他派系的冲击。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却只能深藏在严毅心里，那就是他情窦初开，有些喜欢上李爱华的妹妹李红霞了。
严毅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到，可惜他却不能预测到世道有多么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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